1976年夏。初中毕业等着上高中。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这天,离唐山大地震还有十几天。
天还不怎么热。
我坐在文具店门口的石栏杆上。左右,有些被晒着有些还是阴起的。这里,遭太阳晒要到差不多十点。
这几天,我天天来鱼市街。我家就要搬去白虎头,我总觉得以后不会来鱼市街了。
在我右下方,种在那口绿瓷缸里的苦瓜爬在竹杆架上,几朵鹅黄的花,几根手指长的苦瓜。
这缸是秀秀父亲背去下头的修理铺找叶师傅修补的。秀秀姐栽月季,栽一回死一回,改茉莉,照样。秀秀不敢再栽仙人球。瓷缸就空着。一堆狗尾巴草疯长。秀秀父亲看不下去,就换土培肥撒了几颗苦瓜种。年年都是,只是苦瓜愈结愈小,加土施肥也没用。
有人说,苦尽甜来,秀秀的好日子快到了。
有天,秀秀姐问我明年种什么?我才不信那些呢。我喜欢吃石榴,我就说石榴。秀秀姐说石榴要好几年才结呢。我说那就种西瓜。秀秀姐垂下眼睑抿笑。
街上人多,愈往鱼市街,人愈多。
突然,鱼市街那边有异样。人群在叫喊在躲闪。
街口出现了一只狗。
人些都躲开,街中间只有这只跑着的黄狗。
黄狗跑过来,脑壳低垂僵硬,嘴鼻成了一坨红黑白混杂的烂骨烂牙烂肉。
黄狗过去,它还缺了右耳朵,它背上的毛是湿的,它的尾巴没上扬也没夹进两腿只是垂着。街上有血。这些血一点一点跟着黄狗。
秀秀姐问怎么了?我看着黄狗消失的街拐角,我说没啥子。
肯定是“狗炸弹”。
黄狗肯定是在往家里跑。它肯定活不过今天,要么自己死,要么被打死。
我起身。
我去哪里呢?
向左,跟着血,会走进一扇很可能不认识的门。如果认识,更恼火。
向右,还是跟着血,到“老虎灶”跟前。要么还是跟着血到桃花河边或者大河的沙坝,要么拐个弯。棺材铺早就没了。去妇幼保健院?也移去城头了。它的隔壁,倒是有个国画展览,里面有幅伟哥的哥哥建哥的“无限风光在险峰”。现在,我哪有心情。
我哪里都不想去,我又坐下。
太阳晒得头发发烫。我往下梭。一会,又被晒着。
我起身,找秀秀姐要盅盅。
干啥子?
酸梅汤。
我不想。
盅盅。
秀秀姐冲着我喊喂,喂,钱。
有。
我走街边边,一路晒太阳,我忍住不看那些狗血。
喝一杯酸梅汤,用的是冷饮店的玻璃杯。嚼着冰块,又要一杯。
“狗炸弹”是炸狗的土制炸弹。鸡蛋大小,里面是炸药(炸药的成份我一直没弄清楚),外裹猪肉或羊肉牛肉,用棉线梱成球,表面再抹一层牛油。
我一小口一小口的喝。
狗鼻子灵得很,它们很容易发现。有的狗小心,见识过,嗅得出里面的炸药,它们嗅一嗅,最多用爪子轻轻扒一扒,马上躲开。有的狗没那份谨慎,它们一般都是刚成年或未成年,还以为天上真的落下来了馅饼,张嘴就是一口。咬合力一到起爆临界,炸弹爆炸。
盅盅装两杯,放两大冰块,插一根空心麦杆。
秀秀姐要给钱。
说些来扯。
这种类似的土炸弹不但可以炸狗,还可以炸羊炸牛炸猪,也能炸人。
我父亲有一周姓战友,曾经是他最好的朋友,现在还是不是,我没问。转业时去了梁平县。
这姓周的,在文革“武斗”中,他是司令,领着一帮造反派冲锋,他一脚踩响了土炸弹,整个右脚掌都没了。
我父亲说姓周的是出卖战友的判徒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
我相信我父亲。但我还是要叫姓周的周叔叔。我父亲的表情是不赞成,但他也没说反对。
在我父亲游街挨斗的时候,这位姓周的周叔叔送来了一麻袋柚子一麻袋的鱼。他等我父亲等到深夜,他给我吹口琴,我第一次听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到<卡秋莎>,听到<伏尔加船夫曲>。我父亲回家,叫我和我母亲去另一间房。他关起门就和周叔叔吵。我睡了醒过来,他们还在吵。
我父亲在白虎头时,隔些日子,我家总会收到周叔叔托人带来的东西,一块肉,一只鸭,一条鱼,几十个鸡蛋。后来,我听说他受伤了。问我母亲要不要告诉我父亲。我母亲说当然要,其他的可以不说,这个得说。我父亲的反应是活该,炸死才好。
“9.13”后没多久,开始清理“三种人”。我见到了周叔叔,胖了,一瘸一拐的杵个拐棍。我父亲关起门来又和周叔叔吵。周叔叔走后,我父亲给我一张纸,上面是周叔叔列出的书单。现在,我还记得有<牛虻>,有<战争与和平>,有<少年维特的烦恼>,有<茶花女>,有<林海雪原>,有<悲惨世界>。
我从不打听我父亲、周叔叔他们的事情。我父亲说那个姓周的被撤了。我听到就听到,我不说话。我晓得我父亲想我说,我不说。我总想这样给我吹口琴、列这样书单的人,总不会是很坏的坏人吧。
1984年3月,我以“三不要”的方式刚从816厂回凤城。我听我父亲说他去监狱看了那个姓周的。我父亲说姓周的肝硬化严重。我父亲要给他办保外就医。我听到就听到。我想我父亲到时肯定会告诉我。到时,我一定要去看看周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