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

时代周报：就历史研究而言，为什么写通史在西方没有受到特别重视？

余英时：在今天西方，写通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根本是教科书。一般专家不大愿意写教科书，这是服务性质，而且你不可能在研究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专家，要了解其他专家的意见。一般写通史几年后就要修改了，知识进步了，又要重新来过，写得再好，没有超过十年二十年的。总而言之，通史不是大事情，得不到太大的重视。在西方写通史的动机大概有两个：第一，写得好的话，市场大，可以拿到很高的版税，就发大财了，还可以设立基金会。第二，能综合一切历史知识写出一部大多数人接受的长篇叙事，这也是一种创造，给人满足。但一般而言，写通史不算原创性的贡献。

时代周报：可是在中国，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把写通史作为梦寐以求的事？

余英时：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专家给他专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专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

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

时代周报：不过一般人总希望买一本最好的通史，这样就可以方便地了解历史。

余英时：我完全同情这一看法，但不容易实现。希望只读一本通史便知道一切，是不现实的。只能期待多出现一些通史，可以比较。但这必须以完全的学术自由为前提，写通史一有顾忌，便写不下去了。

时代周报：钱穆先生在抗战时写《国史大纲》有什么原因？

余英时：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有作用，有选择点。第一，那是抗战时期，要建立中华民族的信心，要讲中国的许多好处。第二，他认为五四批判中国是过头的。第三，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大学要求中国通史是必修课。但是大家觉得没有一个人能教全部，所以第一年北京大学通史教学是在北平找各个专家，像钱穆先生讲春秋战国秦汉、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隋唐。

钱先生讲，这个通史，各自为政，是不通的通史，通史就要一个人通下去，他就一个人通下来。钱先生在北大教书最出名的就是中国通史，他是用一个人的观点大叙事。由于他的观点广阔，选材重要而全面，最后写出一部最好的通史。钱先生告诉我，范文澜在延安时期写的中国通史好多是运用《国史大纲》的材料，不过另外作解释就是，因为范文澜与钱先生从前认识，他是黄季刚的学生。这可见钱先生在取材上大有长处。《国史大纲》至少做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地步，但此书采用纲目体，言简意赅，不容易读，教的人必须有很高的史学修养才能胜任。

时代周报：吕思勉先生写的中国通史又有什么特点？

余英时：吕思勉的通史很实在。第一，大段大段地引原文。第二，每一时代的政治叙事和制度变动分配得很平衡。吕思勉最早写的是《白话本国史》，那是很畅销的，第一次用白话来讲通史，但是也引起问题，就是提出岳飞并不是民族英雄，是个军阀，因为他自己在军阀时代，他看到岳飞那么蛮横，认为就是当时的军阀，那就引起大家痛骂。后来他写了其他的中国通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史学家，他是很重要的，没有第二人做这样的工作，写这么多的专史，所以有人称他是通贯的专史学家。

时代周报：在西方，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在学术上如何评价？

余英时：汤恩比的《历史研究》现在差不多没有人看了，在中国是另外一回事。汤恩比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史学家。他的一生最多的精力放在《历史研究》上。我看了几乎所有专家对汤恩比的评论，每个专家都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这里错，那里错。专家指出错漏，某些大的东西不能成立，基础都被毁掉了。通史是建立在一些基础上，打开一看，基础不对。怎么办呢？

汤恩比的《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尝试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的专长在希腊罗马史的范围之内，其他的像东南亚、美洲、墨西哥，他都要碰，那都是临时研究的，看看别人有些东西可以用。那就是很薄弱的基础，跟原来他自己的专长也不能比了。所以这个大屋建起来很堂皇，让外人看，都看不出哪一个房子好，哪一个房子坏，可是真正的专家一看就穿了。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十大本，一个是节本。我认为看看节本就足够了，节本在大致上就齐了。不过《历史研究》属于历史哲学一类，倒和中国原有的“通史”观念比较相近，而不是教科书。

时代周报：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一生没有写过通史？

余英时：陈寅恪想写通史只有一个根据，就是他的表弟俞大维所了解在德国时期的陈寅恪，当时他收集很多刚刚出来的剑桥欧洲史，想写一本中国通史。我认为陈寅恪中年以后也没有这个想法了，只有早期俞大维的记载认为他想写通史。别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他既然知识这么渊博，应该写一部通史，比别人写得好。但这是理论，以陈寅恪的文笔、写法，写得兴起，对细节一点不肯放手，那种写法不是写通史的笔调，通史的笔调是执简驭繁，是有一套功夫的。真要写通史，要在文章上下功夫。从前崔述写《考信录》，花三年的时间学韩愈的文章，然后才能写，写通史也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时代周报：有学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余英时不写通史？

余英时：通史很重要，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过写通史的冲动。但是我自己觉得花几年时间写通史，还不如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用几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产生新的知识，不仅是综合已有的知识。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我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一再考虑，我还是觉得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专题研究上，贡献较实在。只要所选专题很重要，即可由专中透出通贯的见解。譬如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我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于“通”。这是以“专”济“通”。

我决不是不重视写通史。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