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荣强

樊荣强

发表于 2023-05-25 16: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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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小龙:“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不译成“马克斯”“恩格思”?——论汉字的框架性语义

    新闻传播学系16级小陈同学来信:

    “之前您谈到有些相同英文名,因为各种不同原因而有不同的中文翻译。我在阅读民国时期的作品时,常常会读到陌生的名字,比如‘埃默森’‘服尔德’,一头雾水。之后才知道是爱默生、伏尔泰。当时知识分子在引进西学时会按照自己的理解采用不同的译名,那么到底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机关,规定一种版本,而我们沿用至今呢?

    “如果是按您说的人们自己选择了最合适的翻译,那么类似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不选择翻译成‘马克斯’‘恩格思’(毕竟这两位都是博学之士)?”

    小陈同学读民国旧译人名的“一头雾水”和其后的疑问,我也有过,但本科在复旦第一门语言学理论课(濮之珍老师的《语言学概论》)就告诉我们: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符号是在社会长时期的使用中约定俗成的。

    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但为什么一碰到旧译人名,就犯迷糊了呢?因为我们遇到了中文特有的记音形式——汉字。

    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本来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语言问题,一个语言音义勾连的集体心理认同的问题。记录语言的拼音字母并不参与这个过程。或者说,拼音文字在符号的约定俗成中是完全被动的。

    然而汉字不一样。一个符号的音义勾连,如果是用表意汉字来记录,表意的字形就会是约定俗成的重要参与方。因为符号的音义勾连,在汉字书面语中,是通过表意字的意合完成的。

    就音译外来词来说,表意字参与后,音译符号的约定俗成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记音的汉字具有选择性

    中文音译外来词,遇到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是记音汉字的选择。这在拼音文字中是难以想象的,也是西方语言学理论因其“地方性”而无法面对的。

    从理论上说,声音相同的汉字,选择的可能性也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同一个外来词的音译,汉字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

    “现在许多年轻人对Punk一词耳熟能详。不过,各人记住的中文对应翻译恐怕不尽相同。你想到的是哪两个汉字组合呢?是‘朋克’‘蓬克’‘庞克’,还是‘鬅客’?笔者近日在google上作了一番搜索,发现这几种较常见的关于punk的中文译法在网上的使用频率依次为:朋克——11,9000条,庞克——6,1800条,蓬客——858条,鬅客——37条。”

    从记音汉字的选择性看,小陈同学提到的“马克思”和“马克斯”,“恩格斯”和“恩格思”,都是可以选择的译法。那么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呢?这就要说到下面几点。

    第二,记音的汉字具有理据性

    可选的记音汉字,有没有选择的标准?显然是有的,那就是在勉为其难的记音之余,要在书面排列中具有理据性。

    书面文字排列的理据性,这是表意文字的基本要求。如果说拼音文字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口语,那么表意文字对于书面排列则有自己的主张。汉字并不认为文字表了音就完成了任务,恰恰相反,无论表音与否,汉字书面排列的第一原则,或者说第一要务,是意会和意合。

    说得再明白一点,汉字可以离开语音,独立自主地表达意义。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对于汉字音译词来说,记完了音,还没有真正取得书面语的合法性。记音的汉字还需要在约定俗成的漫长过程中,塑造“望文生义”的汉字书面语品格。

    音译外来词使用的汉字,其意义塑型有不同的路径。

    1. 音加意

    为了使汉字音译形式具有理据性,中文最方便的措施就是为其加一个义类字,例如“啤酒”;或将其中一个成分意译,例如“冰淇淋”。

    2.音兼意

    在选择记音汉字的时候,同时考虑意义的表达,这也是非常普遍的汉字音译外来词的做法,表现出记音汉字极高的表意自觉。最近成为舆情热点的“脱口秀”一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商品的译名。语言与文化课的同学曾谈起几款洋酒的名称:

    “白兰地的名字中,巧借了‘白’的纯净,和‘兰’的优雅,符合其口感柔和,香味纯正,饮用后给人高雅、舒畅享受的特点,看起来就像绅士的品味与风格。

    “轩尼诗作为白兰地的一个著名品牌,‘轩’给人带来一种大气之感;‘诗’本身就和美好的意境联系在一起。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会有在精致的屋檐下,听着优雅的提琴,吟诗独酌之感呢?

    “威士忌是所有以谷物为原料制造出来的蒸馏酒之通称,而伏特加则来自俄罗斯的高纯度烈酒。力强者能伏人,受尊者有威信,这两种酒都在基本的十大烈酒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可以调成许多其他的酒品,因而也算是在酒中颇有‘威信’地位的吧。”

    3.音兼意plus

    汉字的表意因独立的意象而享有很强的自主性。如果说拼音文字被动记音,其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极其有限,那么记音汉字在音兼意记词之后,它的意义衍化其实才刚刚开始。它享有表意汉字独具的意义想象空间。这样的衍化主要有两种途径:

    (1)记音汉字被重新解释

    例如“猫腻”一词,一般认为是北京土语,意为隐情、阴谋。有人说源自躲猫猫的游戏。但为什么用“腻”字而不用理据性强的“匿”?一些研究者从中看出了“猫腻”一词的任意性,认为它是波斯语外来词,最早的译法是“吗儿逆”(隐情、阴谋的意思)。

    也有人说“猫腻”源自猫习惯掩埋的排泄物,但这样的解释也可能发生在汉字音译外来词之后。也就是说,波斯语外来词的汉译“吗儿逆”,在进一步汉化后写成“猫腻”。初时完全是记音形式,但被“猫腻”记音的外来词开始了它的中文之旅,记音汉字很自然地展开了意义联想,把记音的“猫腻”和猫的排泄物联系起来,“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地道的汉字字组。

    这样一个音兼意plus过程,是非常典型的汉字“重写”外来词的过程。

    (2)记音汉字成概念符号

    例如“丁克”的原词是一个典型的缩略语符号(DINK,即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缩写),指一夫一妻双份收入而不要小孩的家庭。音译为“丁克”后,其汉字表达看上去是非常透明的,两个字都不具有语义。但表意汉字书写的本身使字形曲折地承担起表达概念的作用,无论是“丁”还是“克”在理论上都有代言“丁克”的可能。语言与文化课的同学告诉我:

    “所谓‘铁丁’就是不要孩子,也不要宠物,就俩人一起过;

    “‘白丁’,过了一段丁克,后来又要了孩子,所以白丁了;

    “丁狗嘛,很简单,不要孩子养狗过日子。”

    为什么是“丁”而不是“克”代言了“丁克”?

    因为“丁”本来在中文就有人的意思。

    显然,要想在记音汉字中根除意义的干扰,就像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徒劳无益。说得直白一些,汉字如果不表意,你来汉语书面语干什么呢?

    这样想着再回到“丁克”,同学们是不是又会发现,咦,“丁克”不就是“克丁”嘛!

    第三,记音的汉字具有任意性

    汉字的音译外来词,其汉字性深度表现在记音字的理据性。同时,正像汉字也具有工具性那样,汉字的音译外来词不可避免有任意性的表现。

    记音汉字的透明性在个别音译外来词上很“顽固”,例如“坦克、尼龙、马达、克隆、戈壁、可可、比基尼、冬不拉”等等。这类音译外来词虽然很少,但它们选字之不求理据让人费解。

    汉字音译的记音字不考虑字义是极为方便快捷的操作,但我们细想一下,这些记音字说“坦克”不说“谭壳”,说“尼龙”不说“泥聋”,说“马达”不说“麻搭”,在选字上并不是完全任意的。选字人左挪右闪,在曲意避开汉字字义可能的干扰。但这样选字,音译外来词就可以避免入意义之“坑”了吗?

    这就进入了我们下面新的思考。

    第四,音译汉字去理据化后的意义再生——框架性语义

    其实,记音汉字在选择之初貌似透明了,但一旦它们组合定型,在长期的使用中,它们成为外来词的固定“代言人”,具有了语义性。我们现在说“坦克”,说“戈壁”,说“马达”,谁还会想到它们是任意选择的记音字呢?它们明明就是具体的意象!

    这样的汉字意象,是汉字音译“去理据化”后,因长期使用而重新生长的依附在记音字形上的意象,我称之为框架性语义。

    语言与文化课上说过一个例子,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Andersen进入中国时,发现不能使用Andersen的汉字音译名“安徒生”,因为这个貌似透明记音的译名,在长期使用中,已经具有了框架性语义,它给人的感觉是童话般的、虚幻的、不真实的。Andersen会计事务所重新选择了有意义的记音汉字“安达信”。

    而在拼音文字的语言中,Andersen不会出现这样的双重语义。

    框架性语义,只能发生在记音的汉字上,尤其是在汉字音译词理据“透明”的形式上。它的词形本来是具有任意性的,但这样的任意性是和汉字的表意性冲突的。在长期的使用中,汉字文本习惯性地赋予音译词以“格式塔”式的语义——框架性语义,使其协调于整个“望文生义”的汉字文本。

    这样看来,由于汉字是表意字,在汉字记音被定型之后,字形的框架就成为词义的固定形式,重新具有了意义。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于这个词来说,记音字不再具有任意性。

    语言与文化课的同学曾提问,为什么Punk的汉字音译,在“朋克、庞克、蓬克、鬅客”中,最常用的是字义最“透明”的“朋克”?这本来是一道无解的题,现在有了答案。

    因为“朋克”出现最早,其汉字框架在使用中已经具有了语义性。这就很自然地压缩了非“朋克”组合的空间。这样再生的框架性语义是表意汉字独有的。

    我们一直说汉语是一种意合的语言,现在我们知道,汉语的意合还包括记音汉字组合产生的框架性语义。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小陈同学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不选择翻译成马克斯、恩格思(毕竟这两位都是博学之士)?”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汉字文本中已经具有了框架性语义。

    而由于汉字的不同,“马克斯”“恩格思”则成了另外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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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绍
    关于TA:樊荣强,钻石国际演讲会创始人,呆萌写作训练营首席导师。口才教练、作家、营销管理顾问。当过政府秘书、电视台策划总监、电器公司企划部长、广告公司总经理、李嘉诚TOM集团项目经理、财经杂志首席记者、高科技集团高管。17岁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擅长公文、新闻、杂文、论文、文案、申论、作文等非文学写作。出版过《三的智慧》《元思维》《元写作》《20天练成脱稿讲话》《当众讲话是门技术活》《魔力演讲法则》《销售与口才》《珠江三角洲批判》《顺德制造》等著作。微信13500352876
    发表评论
    • 樊荣强

      樊荣强 2023-05-25 14:23:52

      我们可以把语义框架设想为拼图中那些已经合并起来,并准备接受更多拼图碎片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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