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听说没有见到鲟鱼前，我就肯定门前的这条大河一定会有很大的鱼。

那时，我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在婆婆的怀里常对着游动的鲫鱼们发呆。这些养在木盆里的鲫鱼是用来熬汤给我母亲催奶的。抬起眼睛，望着无边无际的长江，我想，这么多这么大的水，该有多大的鱼呀。

没多久，会说话会走路的我，在重庆少年宫见到了展出的鲸鱼。那鲸鱼多大！我6岁的表姐走进鲸鱼的嘴巴，站直，高举的双手摸不到它的上鄂。我问表姐，它从哪里来？表姐说从大海来。我问大海是不是我们大河？表姐说不是。我问我们大河有这么大的鱼吗？她说有，有，有。我问它们一模一样吗？表姐说不一样，大河的叫鲟鱼。

那时我对我表姐百依百顺崇拜有加，相信她说的每个字每句话。

从此，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见到鱼，我都会说到鲟鱼。鲟鱼、鲟鱼、鲟鱼，像鲸鱼那么大的鲟鱼。

我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在上幼儿园时，我见到了鲟鱼。

在长寿湖东岸，水产研究所的水池里有鲟鱼。

那时，鲟鱼已经比较稀罕了。不知是为了保护扩繁这个古老物种或是为了别的什么，这个水产研究所养了三条从长江里捕获的中华鲟。

我父亲指着水底一动不动的黑黢黢的木棒棒，说，看，你要的鲟鱼。

我失望至极，嚎啕大哭，缓过气来，我边哭边叫——不是、不是、不是。

竹竿驱使鲟鱼游动起来，我父亲说是鱼，是鱼，真的是鲟鱼。

不是，不是，就不是。

如何拯救四岁小男孩的幻灭？

父亲他们找来图片，有彩色有黑白，水池里的中华鲟也主动配合浮在水面。看、听、想，我终于相信眼前的鱼就是鲟鱼。

我被骗了。表姐，我一生中的第一个偶像就这样破碎了。

我第二次见到鲟鱼是在1966年，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

那天，我吃饱了午饭又吃炒黄豆，一会，就不歇气地放屁。结果，我被当会计的母亲赶出了缝纫社办公室所在的小木楼。

走在空荡荡的街上一边放屁一边想去哪里。不能去文具店找爱绣花爱讲故事的秀秀姐，听着听着放一个屁多丢人。不能去新华书店找剑，剑的父母讲究，不管春夏秋冬，一定要他们的大小儿子睡午觉。去颖家也没用，那个大姐姐管得严，我从没约出过颖。去找立强，对，约起去姜家湾的砖瓦窑玩泥巴。

哪知立强的父亲挺在家门口，这个老八路，杵着一根像日本指挥刀的拐棍，我还没张嘴，他就用东北话骂我小兔崽子，还加一个如地滚雷般的滚。

鬼晓得我把他哪点惹了。我“滚”过了我的出生地妇幼保健院，想起一个成语，屁滚尿流。想放一个屁来响应，关健时刻却“闪骰子”，想方设法，过了“老虎灶”才放出一串隔歇性的“豌豆屁”。

屁，屁，

屁是一股碳酸气，

它在你的肚皮拱来拱去，

一不小心就放了出去，

污染了革命的新鲜空气。

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

不许放屁，不许放屁，不许放屁。

唱着关于屁的童谣，我到了剐黄鳝的白胡子老头跟前。

没顾客，白胡子老头在剪泥鳅。一个大碗大小的小撮箕，里面有几十条滑溜溜手指般大小的泥鳅，撮箕放在老头的双腿上(他穿着不透水光滑闪亮的黑胶皮围裙)，他左手扶握撮箕，右手的剪刀不停地剪，颈子被剪的和等着被剪的泥鳅们在血水里乱拱叽叽叫。

我放了个屁。

老头说黄豆屁。我嘿嘿的笑。

老头问我看到没得？

剪泥鳅又不要啥子技术，左瞧右看也没啥子稀罕东西，我问啥子？看到啥子？

老头说望江楼的。

望江楼是街口处朝着大河的一家饭店。那里的沙锅鲶鱼豆腐最好吃。我说光看有个屁用。这回屁听话，很响亮地表示赞成。

老头说剑鱼，不晓得遭没遭砍脑壳。

箭鱼？我见过，在<十万个为什么>里有插图，可箭鱼是大海里的，不可能来这里，咦，我一下醒了，我们凤城不是把鲟鱼中的白鲟叫剑鱼吗？

我拔腿就跑。

我像狂风冲下梯坎冲过“天桥”冲进望江楼的二楼，没鱼也没人。我趴着窗口，下面的街上没动静。我右拐下楼梯，没两步，看见底下有一把张开的蓝黑大“剪刀”，呀，我惊叫着冲下去。

一条侧身向着大河的白鲟，躺在两张饭桌凑成的台子上。

那把蓝黑的“大剪刀”是尾，雪白的肚皮，蓝黑的背，壮硕的脑壳，大张的嘴，长长的剑吻比我手臂长，剑端尖中带圆、扁平，真像一柄青铜宝剑，整个鱼泛着金属的光泽。

两米多长的白鲟，史前“怪兽”，威风凛凛。

当真相摆在面前，我还是不敢相信。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的力量巨大，我们这么小的个子，划着这么小的船，居然能捉到白鲟。我想到汽车轮船飞机，想到我住的那幢五层的楼，不远处的大桥，想到家旁边的缆车，想到枪炮。

我绕着白鲟转圈圈，我觉得这是永远不可能再遇上的事情，我应该留下点什么。

我想留下的东西是白鲟的剑吻。

我像狂风，我对每一个被我撞上的人叫喊——剑鱼，剑鱼，剑鱼。我直奔父亲的办公室，我要父亲帮我得到那根剑吻。

我得到了，又失去了，永远地失去了。几个月后，“红卫兵”“造反派”抄家。

多年后，我就读在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我在四川自然博物馆又见到了白鲟。是标本，一米来长。失去了弹性和光泽的白鲟“木乃伊”没有使我激动，我静静地看着。以后，我又多次带着女朋友去看它，我想激动，就是激动不起来。我曾想，是不是因为展厅中央的那条巨大的“中华鲟”干扰。

比起白鲟，中华鲟始终提不起我的兴趣，不知是不是因为幼年时泪眼朦朦中那像黑树干的形象影响了心境。

1980年暑假，我乘船回凤城。轮渡506号靠向小码头时，我看见囤船上簇拥着一堆人，个个都低头看向甲板。我想又可能是淹死人了。轮船靠拢，哟，不是人，是鱼。从人缝间望进去，鱼身中灰，有骨板，哟，中华鲟。

一条有3.5米长的中华鲟，头朝西尾向东，胸腹有一道又长又深的伤口，都看到腹膜了，没鱼卵，可能是雄性，肯定是被大船的螺旋浆打中后伤重而亡。

这条中华鲟不知是上金沙江参与繁殖或是在回大海的途中。

我知道葛州坝快要合拢了，鲟鱼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不理解为什么不给它们修鱼道，就是现在，我仍然不理解。

1982年夏初。我女朋友他们实习，过三峡到宜昌。我提早到了宜昌。我做东请他们。席间连着上了五道鲟鱼做的菜，他们吃得兴高彩烈，我喝了两杯就醉了。平时一斤白酒都整不翻的我真的醉了。他们不知道这些鲟鱼的事，但我知道。正因为知道，我才在八道主菜中准备了五道鲟鱼的。开始我打算讲，入席时就不想讲了，鲟鱼的事全都压在了我心里。

那些天，宜昌市区出现大批卖鲟鱼肉的人群，一斤就一两角钱。听他们讲，源源不断的鲟鱼一条条撞死在大坝，渔政武警出动了所有的船发动了所有的渔民在大坝前驱赶，没多少用。撞死撞残的鲟鱼一大片，江水都染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