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里,有一位女大学生,她的名字叫姓颜色的大学生。
在我的<凤城纪事>里,有一位女同学,她的名字叫姓颜色的女同学。
这,几乎是盗用其名。但我不心虚。
王小波的“姓颜色的大学生”是美丽的。
我的姓“颜色的女同学”也是美丽的。
我要以这种方式向九泉之下的王小波表达深深的敬意。
一个不知是春天或是秋天的上午。不管是哪个季节,那天上午不冷不热,有温和的阳光,轻爽的江风。在重棉七厂通向龙溪河河边的石坡上,年轻丰润的罗孃孃抱着一个小女孩,罗孃孃身边是一位高些瘦些肤色没那么白皙的年轻女人,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小男孩。她们沿石坡面上的浅浅梯坎,款款而下。
罗孃孃和身边的年轻女人都健康,小女孩和小男孩也都健康。要知道那场肆虐中国的大饥荒过去还不太久,还被人们在不同场合经常说起。
在过龙溪河的渡船上,小女孩和小男孩坐在一起,小女孩抬手想去摸充当滑缆的竹绳,小男孩把有三个小肉窝窝的那只小手捉住。
……
你握过她的手沒有?
没有,你呢?
沒握过,但踫到过。
你看,你看……。
我碰到过姓颜色的女同学的手,如果那也算是踫的话。
我和伟哥的这些对话发生在1980年的冬天。当时,姓颜色的女同学还在电大学习。这些对话仅仅是那天晚上在滩子崖城门洞谈话中的几句。在我和伟哥的那次谈话的前一个晚上,同样的地点,伟哥和他哥建也以姓颜色的女同学为中心谈了大半个晚上。
我碰到姓颜色的女同学的手是在再前一天的上午,具体是上午11点左右。当时,我们在摘豆芽。
一张旧课桌上有一堆绿豆芽。绿豆芽是我倒在桌上的。我说豆芽去了脚脚炒起更好吃,姓颜色的女同学沒意见,伟哥也沒说啥子。
姓颜色的女同学坐朝东的桌头,我在她左边,伟哥在她右边,也就是我和伟相对而坐。绿豆芽不怎么新鲜,还比较瘦。我和姓颜色的女同学的摘法一样,都是左手捏芽茎,右手去根,然后让摘好的绿豆芽到掌中,集到一小把,再丟进小瓷盆。伟哥是摘一根丟一根。
绿豆芽的茎和根的分离是不舍的,每一下,都有脆响,虽然极微弱,但仍像手表的秒针(我们三人都戴着手表),嗒、嗒、嗒……
我说我讲个笑话。伟哥说我从沒听过你讲笑话。姓颜色的女同学的表情告诉我,再好笑的笑话她也不会笑。
嗒、嗒、嗒……我还是讲了这个笑话。
这笑话是件真实发生的事(有虚构的成份,切忌对号入座)。
我读大学时七八级是整个一大班,九十三名同学,其中,“老三届”的有三十多人,有一位姓徐的老大哥,长得特别像邓小平。一天,在合川搞水文调查,遇一小偷,我们把小偷擒住。这位徐大哥冲过来,飞起一脚,小偷没踢到,布鞋却飞了,他自己还旋了个圈。我们笑,小偷也笑。徐大哥一本正经,指着自己的鼻子、冲着小偷说看看,看看,看看我是哪个!小偷摇头。徐大哥引导小偷,再引导小偷。那小偷终于“看明白”了,小偷瘫软,跟着就嗑头。徐大哥哼哼,说你娃胆子大,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去,把老子的鞋子拣回来。
姓颜色的女同学笑,是礼貌型笑笑。伟哥是开心的笑。
伟哥问后来。
后来是人民群众把我们包围了,逼得我们躲进了学校的大轿子车,百般解释才算解了围。
这回姓颜色的女同学笑出了声,她说你们大学真有意思。
桌上的绿豆芽越来越少,手与手的间距越来越小,突然,我的右手小手指外侧擦踫到姓颜色的女同学左手小手指的外侧。就一次。
伟哥去门外的过道淘洗绿豆芽,姓颜色的女同学跟了出去。我收拾桌子,我找到了她今天不怎么开心的原因,她邀请的是伟哥,不是我和伟哥两个。我是被伟哥带到这里的。
我有些难过。
……
在运营不久的缆车站的、下缆车站外的坝子上。
罗孃孃抱着小男孩,年轻女人抱着小女孩。小男孩和小女孩面对面挥舞着小手。罗孃孃和年轻女人说话。她们站着的地方大致在大黄桷树和大桑树的连线上。
大桑树下有个三岁多点的小男孩,小男孩牵着一只乌龟,乌龟有小搪瓷碗那么大。乌龟在前面爬,小男孩跟着。在经过罗孃孃她们身边时,小男孩听到罗孃孃说干脆打个亲家哟,年轻女人说要得要得,年轻女人抖抖小女孩,又说先打个干的,大了还得他们各人(自己)说。罗孃孃说要得要得。
乌龟和小男孩过去了,过了黄桷树就是他俩的家。家在一栋奶黄色墙面黑瓦红门窗的楼房、一楼的最靠左(东北)的两间房间。
嗒,嗒,嗒……
小男孩慢慢在成长。在小学二年级,“文革”停课,在三年级,男孩的家在相同的地方换成了一栋四层楼的砖混黑瓦楼房的第三层。在四年级上学期,男孩因在电影院坝子边上的食店吃米粉,偶遇早就如雷贯耳的伟哥。接下来男孩自认为伟哥是他的朋友,伟哥也认可了这个叫岩的朋友。接下来他俩成了好朋友。接下来的日子,岩因和伟哥这个好朋友的交往而感到了很久都沒有过的快乐,也可以叫幸福。岩和伟哥一同小学毕业,一同进了凤城中学七六级初一班。在班上,有位姓颜色的女同学。
这样,我就真正认识了姓颜色的女同学,而不是我想像的、我杜撰出来的那个和伟哥订干娃娃亲的小女孩。
80年冬季的那个晚上,我和伟哥在滩子崖城门洞。重铁厂三车间出炉,熔流直下,映红了半边天空。
似乎已经远去的,其实就在眼前。
伟哥说你是好久喜欢上的?
我说初二上吧。
伟说你比我早。
伟这话我不能肯定,是因为我对自己才说过的话不能肯定。
但是,在那个初夏,姓颜色的女同学走进了我心里,这点,我是清楚明白的。
那天,拾废钢铁几乎没收获,往回走。一帮男同学在前,一帮女同学在后。这时期,男女同学已经进入“冷战”,万不得已彼此是不会有对话的。
在新桥北桥头,伟哥悄悄邀我去剑同学家打“乒乓”。自从有过那次“被驱逐”,我是再也不上他家,甚至暗喜那个剑同学被“发配”到长一中读书。我当然不会去。伟哥就和我一起走,我俩和洪同学、同学颖他们隔了五、六米,和女同学们有三、四十米。
到向阳街与河街的街口,伟哥又提打“乒乓”,我有点恼了,但这不去的理由又说不出口。只好吐出一串的不去不去。伟哥说我哪点惹了你嘛?我说不存在。伟哥说这态度就是存在(瞧,我们这么小就开始了“存在”这一重大哲学问题的讨论)。我说你说存在就存在。
我走,伟哥跟,伟哥说你得给我讲清楚。我想我讲清楚了,你不骂我是个小气包呀?到去电影院的岔口,伟哥拉住我。我说没啥子,我反手把背篓一拍,耸耸肩,我说看嘛,这就是理由。伟哥笑,说板(僵硬)起个脸,我还以为哪点得罪你了,伟哥又拉,伟哥说打场“乒乓”消消火(唉,虽然亲如兄弟,但还在稚嫩阶段,这心与心的勾通还得需要些时间)。
这段时期有点敏感。只要我和伟哥单独讲话,同学们一般都自觉的回避、不会来打扰。这样,洪、颖他们走远了,女同学们呢?她们进了百贷公司。
我得编个理由呀,我说改天杀它个三百回合。伟哥说现在就杀三百回合。我说真的改天,我要赴回去打蜂窝煤。伟哥说我帮你打。这下,我找到充足的理由了。
伟哥个小,细皮嫩肉,沒力气,还爱干净得很,上次在伟哥家,一大堆煤粉一小堆黄泥巴几乎是我一个人把它们变成光滑顺溜、整整齐齐的一大队蜂窝煤的。
我按上面的意思说了一大堆。伟哥看去电影院的梯坎,又看一坡下去的向阳街,伟哥看我,最后伟哥对着我家的方向,伟哥说我不想这么早回去。
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了。
我当时为啥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单独行动呢?当时我还没读佛洛伊德,不晓得自己脑壳里有种东西叫潜意识。
我和伟哥一起走。洪、颖他们不见影了,女同学们在百货公司的北侧门口,姓颜色的靠里,看不大清楚。
我和伟哥一起走,过医药公司门市部,过厕所,过防空洞,过上城二校的梯坎,在拐弯处,我朝后看,女同学们有三四十米远,走在公路的里侧,姓颜色的女同学靠外边。她的小竹篮摇晃着。
到东方红旅馆,在旅馆门口,我问伟哥,班上哪个女娃儿最乖?伟哥扭头看看,伟哥说等下指给你看。
上几步梯坎,我和伟哥到大黄桷树下。我家主房的窗帘飘着,窗帘是浅蓝的,不是白色的。我住的副房窗外,横在空中的竹杆上坐着三只白母鸡。
在旅馆的拐角,人行道变窄,外边的公路有滩积水。下缆车的人流刚好到了那里,第一个女同学出现,在拥挤中,又一个,两个,又一个,又一个,好像等了好久,最后才是姓颜色的女同学。
姓颜色的女同学,她微微低头,双手搂抱小竹蓝,轻跑几步,她到罗同学和石同学背后,伸颈说什么。又扬脸,笑得露出了牙齿。
女同学们发现了我和伟哥,有的转脸,有的垂眼,有的看一眼再看一眼,她侧脸看,笑在消散,她不笑了,她正视前方。
伟点名似的、说平乖,说敏乖,说跃乖,说罗乖,最后说姓颜色的乖。
女同学们过去,姓颜色的小辨子白衬衣消失在“交管站”的砖墙边。
我和伟哥沒说话,没张望,站了一会。
接下去,我和伟哥当然没制造蜂窝煤,我们打兔草,给母鸡们弄“营养”的。
爬坡,过上商业村,从八角井的堡坎下开始,薅鹅雁草,扯夏枯草、车前草、“打将草”、马齿苋、割野莴苣。自以为沒人看到时,就顺带几把红苕藤。捉蜗牛,扑蚂蚱,装进有透气孔玻璃瓶。过缆车车道的桥梁,摘枸树叶,槐树叶,但不动桑树叶,虽然一片片肥大翠绿的馥桑让心痒痒,但不动,这是伟哥第一次随我打兔草时我就要求的。
过滩子崖最大瀑布下面的跳石蹬(洗洗手脚,在岩缝石沟摸几把可能躲藏着的小鱼螃蟹),到西关山坡,兔草有大半篓了,昆虫、无脊椎软体动物也有大半瓶。顺牛蹄踩踏出的坑坑下坡,边走边薅边扯边捉。到公路,过顺风桥。上城关镇医院找我二姨,要一瓶碘酒一把棉签,顺便在中药房吃两颗红枣。
晚饭吃的是白菜炖猪大骨。我父亲又要我学伟哥,斯文些斯文些。我母亲把一根带肘部的筒子骨放在伟哥碗里,母亲的意见与父亲的相左,母亲说伟哥太斯文,怪不得这么瘦,吃饭就该狼吞虎咽像个大老虎。吃得要杀角(收尾结束)时母亲又估倒(硬逼)伟哥吃了半碗汤泡饭。
我送伟哥回家,天都黑尽了。到电影院外的坝子,伟哥不让我去他家。我也没坚持。伟哥上台阶,再上台阶,进电影院大门,伟哥像站着时的XXX那样,朝我挥了挥手。
那晚的电影是《闪闪的红星》。
我慢吞吞的往回走,若有所思又弄不清在想什么。
拐过城二校的那道弯,我仰望,边走边仰望。
在上缆车站东边的那片黑暗里有几盏灯,我知道那里有一条街叫火神街,火神街上有座白墙的院子,院子里面住着姓颜色的女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