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荣强按】《中国智慧大观》一共有四册，是由20本可以单独成书的篇章组成，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套书，由复旦大学顾晓鸣教授主编，1993年首次出版。虽然它是近30年前的作品，今天读起来依然不觉得过时，甚至可以说充满了永恒的真知灼见，比起当下无数滥竽充数的图书，堪称价值百倍。

我不知道这什么这套特别有价值的书，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版，目前网上所查到的都是旧书。幸好我1997年在广东顺德新华书店购得一套，且虽然多年颠沛流离，它仍然伴随在我的身边而不曾丢失。

最近我断断续续地在读第四册中的《中国诗歌：智慧的水珠》一篇，作者邵毅平，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教授在“人生观的智慧”一章中，对于中国诗人以至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以及如何摆脱死亡的恐惧的论述，我有着强烈的共鸣，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他的观点也是我几十年来所秉持的。因此，我把这段文字抄录下来，既表示这也是我的观点，也让更多的读者朋友分享。

邵毅平教授首先论述了中国诗人寻求到的六种摆脱死亡恐惧的道路：荣名以为宝、服药求神仙、思为双飞燕、先据要路津、为乐当及时、纵浪大化中，然后总结了中国诗人关于对死亡态度的困境——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虽然邵教授讲的是中国诗人如何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其实可代表了所有中国对如何摆脱死亡恐惧的态度与方法。

原文小标题：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作者：邵毅平

就这样，中国诗人向四面八方寻找着解脱对死亡的恐惧的道路：他们想要追求不朽的荣名，想要追求长生不老，想要追求理想的爱情，想要及时行乐，想要占据权力宝座，想要顺应自然；但我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了，他们独独不像西方诗人那样，向宗教寻求解脱之道。这一点，正是区别中西诗人的人生观的焦点。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在此我们无法也不想加以评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宗教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帮助人们摆脱对于死亡的恐惧。宗教设想人死后仍有去处，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宗教否定人们的现世完结性，因而给永不想完结的人类带来了希望。西方诗人大多数不在宗教传统之外，他们往往从宗教中去寻求解脱对死亡的恐惧的道路。

但是中国诗人却无法从宗教中得到解脱。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其次是即使当佛教在中国流行的时候，中国诗人似乎也很少真正相信其教义，尤其是其在生死问题方面的教义。埃尔韦·圣·德尼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说部分唐诗反映了当时亚洲宗教运动的影响，那么大多数诗歌却没有丝毫的宗教成分。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对佛教的信仰并不比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信奉强多少。从那时起，怀疑主义在中国已很盛行，就像今天普遍流行的那样。中国著名诗人的所有诗篇都明显地表现出普遍缺乏宗教信仰。”①

中国诗人也许喜欢宗教，尤其喜欢宗教给于他们的想象力的刺激。但是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他们内心深处的理智感与现实感，以及由中国文化传统培育起来的人本主义精神，却妨碍他们接受宗教的幻想，投入宗教的怀抱。

由于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因而中国诗人在面对死亡的恐惧时，得不到有效的宗教安慰，只能赤手空拳地与死亡的恐惧作正面的肉搏，也只能在现世生活中千方百计地寻求解脱之道。所有上述各种解脱之道，除了追求长生不老之外，大都与现世生活有关；即使是长生不老的追求，也是出于延长今生今世的考虑，而并不幻想进入来生来世。因而，所有这些解脱之道，都不能最终解决生命的现世完结性问题（即使长生不老也只是延长了现世而已，况且还被认为是非常靠不住的东西），而不能像宗教那样，提供一种有关来世的幻想。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幸的是如上所述，中国诗人大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真正的无可解脱的痛苦就开始了。埃尔韦·圣·德尼注意到：“他们（中国诗人）的精神世界往往由痛苦和失望表现出来”，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灵中有一个“宗教信仰的缺乏所造成的巨大空虚”。②这也许可以说是中国诗人乃至中国人的最大不幸。

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无可解脱的绝境之中，一种中国式的睿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那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人对生死问题的现实态度。既然所有的解脱之道都是苍白无力的，而宗教幻想也只不过是拙劣的自我欺骗，那么就让我们直面人生，直面死亡吧！我们的确害怕死亡，但是如果它是一定要来的，那就让它来吧。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生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好好地生活。这种直面人生、直面死亡、拒绝一切宗教幻想的精神，活跃在每一个优秀的中国诗人的身上。当兰亭诗人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王羲之《兰亭叙》）时，他们正表达了一种甚至拒绝相对主义的安慰，只是痛苦地接受人终有一死的事实，并认为这是人生的无可逃避的宿命的清醒意识。鲁迅曾一再引用的裴多菲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野草·希望》）也许正可用来象征中国诗人在生死问题上的痛苦与旷达、无奈与超脱交织在一起的心态。

对于中国诗人在生死问题上的这种充满睿智的态度，一位法国汉学家表示了高度的敬意：“疗救的药方是没有的，荣誉、爱情、药石和宴饮都不能叫人忘记生命的短促和必然幻灭的归宿。《古诗十九首》令人击赏之处，在于其作品中浓厚的悲观主义，未至于造成沮丧或惶乱，并反而也不使诗人因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得意炫耀。既没有绝望的爆发，也没有自我吹擂，他就如此推拒了一切空想。我不知道，一个经验肤浅的外国人来谈论'中国心灵'是否有些自命不凡，但我总觉得这些诗歌所提供的完美形象，正好反映了中国民族的精神面貌，这将会使后代人因为它而认识到自己：中国人头脑清醒，不会轻信那些解除痛苦的空幻梦想；他们面对现实，能抑制住心头的失望，无可解慰而不怯懦，高尚而不浮夸。”③

注释：

①埃尔韦·圣·德尼：《中国的诗歌艺术》（邱海婴译），载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页。

②埃尔韦·圣·德尼：《中国的诗歌艺术》（邱海婴译），载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页、第26页。

③桀溺：《论古诗十九首》（洪放，钱林森译），载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