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文华 　　

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是一部哲学著作，它以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为主线，贯通了哲学、科学、艺术、教育等众多领域，主题突出而又内蕴丰腴。它的文字是朴实的、生动的，但观点是鲜明的、毫不含糊的。看过多篇有关该书的精彩评论，似乎已无话可说，只想就我与该书观点的若干共鸣略作阐释。

我与《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的共鸣之处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对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看法。楚渔先生说：“所谓辩证法在我们中国既没有度，也没有量，就变成了可以任人随意解释和滥用的东西……黑格尔是辩证法理论大师，他一再强调形式逻辑的基础性，辩证法应有尺度；没有尺度和规定性，辩证法被滥用是必然的。”楚渔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深刻的。应当说，中国先秦已经发展出以《墨经》“类”、“故”、“理”为核心的形式逻辑系统，并且有专门研究思维本身的名家学说，但这些在中国的中古时期几成“绝学”，而辩证思维既源远流长，又延绵不绝。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也是唯物辩证法得以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但它所固有的综合性和灵活性等特点，对中国人非确定性的思维方式的生成产生过重要作用，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我们中国人缺少的不是辩证思维，而是精确的实证的分析性思维，所以冯友兰先生认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就是它的逻辑分析方法。今天我们虽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并不能说“补课”的任务已经完成或没有必要。

第二是对《易经》的看法。楚渔先生说：“《易经》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无非是古人用来占卜算命的一套方法。但经过我们历代的文人大师们一解释，可了不得了，《易经》成了宇宙万物万象的并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成了玄而又玄的东西，号称深不见底，学问大了去了，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牛皮大了。……《易经》要是那么管用，又是最高智慧，又是那么科学，为何我国的科学长期落后？”楚渔先生这里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经学思维方式的一种批判。由于长期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控制，中国古人逐渐形成了注经、解经的思维传统，虽然“今文经学派”有“以意逆志”、“六经注我”的倾向，借经典贩卖过自己的“私货”，但多数人还是终入环内，形成了圣人、经典崇拜意识，阻碍了中国古人创新思维的生成 。尽管以《易经》为代表的古代经典饱含了古人的智慧，但绝不会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于它们的价值判定我们应该坚持一种客观的历史的态度。

第三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矛盾的揭露。楚渔先生说：“思维的混乱就会向没有原则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我们中国就产生了各种互为矛盾的思想理念。”楚渔先生列举了多项中国人历来对人生哲理的观念，揭示了其间的矛盾。如大丈夫顶天立地，只有断头将军、岂有投降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吃嗟来之食——大丈夫能屈能伸，有奶就是娘；投笔从戎，马革裹尸而还——好男不当兵；士可杀不可辱——好死不如赖活着；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尽管楚渔先生这里揭示的矛盾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但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中的内在紧张是确实存在的，如“忠”与“孝”的矛盾、“亲亲相隐”与法律公正的矛盾等等，这也是我们今天仍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四是对国画的看法。楚渔先生说：“中国传统艺术家不在‘求真’和写实上下大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即所谓似与不似的艺术效果。……没有写实这个基本功（基础），绘画技术和艺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某些文人所谓的‘写意’和‘意境’多是扯淡，说白了就是一种忽悠。……没有写实，哪有‘写意’；没有求真，哪来的‘意境’呢？”我非常赞同楚渔先生的观点。有人认为西方艺术重“再现”，中国艺术重“表现”，“再现”追求的是形式逼真，“表现”追求的是内在神韵。似乎传统的不求形似的艺术不仅比西方艺术优越，而且完美无缺。这正像楚渔先生所说的是一种自我忽悠。仅以中西古代人物绘画为例：中国古代的人物绘画焦点集中于人物的心理状态，忽视完美形体的刻画。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想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美女的“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你应该去看小说的描写，然后闭上眼睛想像，千万不要去看古代的人物绘画。顾凯之《女史箴图》，周昉《簪花仕女图》等画，在妇女形体的再现上，远不如西方人体艺术的美感底蕴和精神风貌。而西方传统的人体艺术就不能仅仅用“再现”来概括。古埃及的雕刻作品《书吏凯伊像》就以其和谐的比例、生动的气韵而著称于世，作品抓住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把书记官偶而抬起头来的瞬间动作凝固化，通过身体各部位的动态结构，活现出凯伊严肃紧张，一丝不苟的心理状态。希腊中后期的雕塑摆脱了“正面律”的僵硬模式，走上追求神韵、动态表现的探索道路。不卑不亢、优美典雅的《米洛的维纳斯》，面部平静、动作激烈的《掷铁饼者》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不朽杰作。西方之所以能产生完美的人体艺术，这和他们的数学、解剖学等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换句话说，西方的艺术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的算学并不落后，但没有专门研究人体比例的画论，像“黄金分割律”不会在中国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传统礼教主张人体是父母所受，不可毁伤，这大大阻碍了中国解剖学的产生，很难使中国古代人物绘画摆脱囫囵吞枣的境况，只好在似而非似的世界里自寻慰藉。

以上提到的中国人辩证思维发达、分析思维欠缺， 注经、解经的思维传统，矛盾的价值观念以及传统人物画重神轻形的偏向均与中国古人混乱、僵化的思维方式相关，或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直接表现，它既揭示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失，也展示出改造和转换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必要性。

尽管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提出诸多创见，回答了不少问题，但就人类认识的有限性而言，人们“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仍然会为我们留下进一步的追问和思考空间，如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变化？变化的程度如何？如何估价中国当代的科技发展水平？中国当代科学家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究竟有多少关联，等等。希望这些思考能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多维度透视。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