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荣强

说到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认识，我首先会想到德国伟大的古典哲学家黑格尔。黑格尔鄙视中国哲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而只有伦理学。

他在《哲学讲演录》中说，“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与黑格尔的态度截然相反，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却非常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尤其推崇孔子及其学说，他把孔子看作理性和智慧的阐释者，利用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抨击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伏尔泰在其言行著述中，极力地推崇中国，热衷于赞美中国的道德与法律，推崇孔子及其学说。

对于黑格尔的贬低，我们不必生气；对伏尔泰的推崇，我们也不必兴奋。他们都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为自己的思想寻找一些证据罢了。赞美中国哲学，只是因为觉得有人跟他的想法一致；贬低中国哲学，也只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某些观点比别人高明。

中国传统治学方式分两种：一种叫我注六经，一种叫六经注我。后一种是所有思想家最喜欢的方法，即在自己有所发现与创造的同时，总要寻找各种证据加以证明其正确性和真理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需要跳出自己的视野范围，看到更新鲜的世界，以及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和理解。这才是认识自我最重要的途径。

最近读到一本《哈佛中国哲学课》，其中的观点确有耳目一新之感。虽然以前读过不少中国人写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包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等等，也读过《费正清中国通史》中关于中国哲学的论述，但是，更多的现代外国人对中国哲学的论述，阅读还是非常少的。

《哈佛中国哲学课》的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普鸣和哈佛大学博士克里斯蒂娜·格罗斯-洛。

这本书最令我震惊的是：许多被我们看不起的东西，在美国人眼里都是宝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看出了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

中国哲学的根在先秦时代，之后的哲学都是先秦哲人思想的阐释，而且几乎都没能够超越。因此，《哈佛中国哲学课》一书，只讲述了孔子、孟子、老子、管子、庄子和荀子这六位哲学家的思想。

虽然该书没有讲述在中国文化深层基因中影响巨大的法家与兵家，而且该书也没有全面地阐释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但是，作者巧妙地将每位哲学家的思想都装进了一个框架系统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这种发现可能只有旁观者更容易完成。因为，当局者更容易看到每位哲学家的不同，而旁观者才能发现每位哲学家的深层次的共通之处。

普鸣教授总结了孔子的礼仪之道、孟子的仁义之道、老子的以柔克刚之道、管子的神性之道、庄子的自然之道、荀子的性恶之道，但他们通通都可以归结为“拥抱自我”“发现自我”“解放自我”的个人幸福之道。

克里斯蒂娜说：“中国古代先哲的教诲促使我们去质疑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信念。关于人类如何应对世界的思想——怎样与他人相处，怎样做决定，怎样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怎样试图影响他人，选择怎样的生活，在今天和2000年前一样至关重要。”

在西方，当人们谈论对繁荣富足和幸福的规划时，都会认为要依赖自己的理性的头脑，并且相信可以通过精细的计算解决这类的问题。然而，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理解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甚至并不能最好地解决问题。因为人生并不是按照线性的逻辑和单一而确定的方向发展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感情和本能会占据上风，不会以理性的计算作为应对方式。

中国哲学家看到了仅仅运用理性的局限性，他们开始寻求替代方案。幸福之道或者问题解决之道在于磨砺我们的本能，训练我们的情感，并持之以恒地投入到修身的过程。这样，我们就能够在面对每一个具体情境时——无论是紧急情况还是日常琐事，做出正确的、合乎道德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