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荣强

樊荣强

发表于 2021-09-29 1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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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问道华夏

张维迎向美国政治家推荐《道德经》

张维迎教授在美国的一次中美企业家交流演讲中,推荐美国政治家读两本书,一本是老子写的《道德经》,一本是西方经济学之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他说:读《道德经》会懂得如何做全球领袖;读《国富论》会理解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张教授以推测的口吻说:老子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主张的“无为而治”和小政府无疑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这一点与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是一致的。

张教授身为客人,可能出于谦逊和礼貌,不便于直接肯定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源于老子。于是用了“据说”这个词:“据说,斯密受到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启发,而重农学派则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启发。如果今天的政治家真能信奉老子和斯密,这世界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

但是,亚当·斯密的同胞,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说得却十分肯定:“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源自《老子》的无为而治。”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与而老子的“无为”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是什么意思?韩秀云教授在她的《推开宏观之窗》里,用通俗的语言介绍说:亚当斯密用他的理论告诉国王:国王陛下,您只管为大家守好门,守好夜,管理好治安,睡您的觉,别的事您就不用操心了。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替您管理着。

老子则说:“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认为自然大道是永恒的,它不采取任何强加方式,而是潜在地发挥着作用,侯王若能守持道的行为法则,一切都将依循其本身自有的方式而发展变化。只要侯王不妄颁政令、法令滋彰,则民自然归化;我不妄动,则民自然安定不生事端;我不妄显智能,则民众自然富足;我不妄生贪念,则民众自然淳朴。

那么,亚当斯密发现的“看不见的手”,是怎么跟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搭上关系的呢?

魁奈是嫁接亚当斯密和老子思想的桥梁

弗朗斯瓦·魁奈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法国重农学派(自然秩序)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所谓“重农学派”,就是尊重自然法则的经济学派,他首次提出了自然法则、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重农经济学思想来源于中国道家,西方学者的普遍认知。克拉克认为,魁奈从十八世纪中叶耶稣传教士那里习得了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于1758年把“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并因此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经济学。

英国学者J.M.霍布森也在他的《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中认为:“魁奈的思想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据参考网“《道德经》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历史”:《道德经》在法语世界、英语世界、俄语世界、德语世界等最早的译本和相关研究著作,皆出于传教士之手。

当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到中国的5位传教士,均有“御前数学士”兼科学院院士的双重头衔。魁奈作为宫廷御医,与这些传教士关系密切,从传教士们那里吸取了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自此之后,魁奈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主义,他们认为,政府政策不应干涉经济自然法则的运行。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让他赢得了“欧洲的孔子”的称号(因为谈到专制,就会涉及到孔子),其论文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首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还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   


自然秩序学派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是杜尔哥,他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1763年,中国青年高丽殊和杨德望留学法国,在回国前,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形成了《中国问题集》一书,该书“蒙受中国的影响最深”。

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道家元素  

1764年2月之后,亚当斯密在为期近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期间,告诉哲学家好友休谟,他将着手写作《国富论》。1765年10访问日内瓦时,多次会见中国文化的狂热鼓吹者、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的名言是“我们不能像中国一样,真是大不幸”,他从伏尔泰那里获得了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思想。

英镑上的亚当斯密

此后,他在巴黎逗留了将近一年,自然秩序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并征求过魁奈、杜尔哥等人关于自然主义经济的意见。

就在他们讨论自然秩序主义时,中国留学生高丽殊与杨德旺正在杜尔哥那里工作,英格兰经济学家Young说,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那里了解了司马迁和老子的自由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极力倡导自由市场,并用“低流之水”来比喻市场机制。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中国资料和文献的大量引用,都源于自然秩序经济学思想家的影响。克拉克指出:“魁奈的革命性的观点将经济思想从正统的重商主义中解放出来……他对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

1773年春,就在《国富论》准备出版前,杜尔哥特又给他寄给一些“稀世珍本”材料,斯密停止了出版,用了3年时间对初稿进行了修改,直到1776年3月9日,这部经济学巨著才终于问世。   

奥地利社会经济学家哈耶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斯密第二”,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哈耶克认为,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自发秩序最好的经典描述。

哈耶克在东京所作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讲演中说:“难道这一切不同于《老子》第57章的诗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   

美国卡特研究所所长邓正莱,在1998年发表的《中国的前程: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一文,指出:“中国……在于通过信奉和拓展老子的天道思想而回到本国的由传统。《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亚当斯密的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

“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中国的出路,通过缩小国家的规模、扩展市场的规模来走向天道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我认为这个答案就是天道自由主义。”
   
他还说:道家的天道思想,受到西方的推崇。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罗斯巴德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包雅士编著的《古典自由主义精粹》一书中,老子是古典自由主义第一人。

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发现,老子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德国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认为,“道家有着自由市场的特征”,“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思想被认可的时期,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鹏认为:“老子学说是中国古典自由主义的起源与重要传统,老子认为政府应当无为而治,将有为的领域仅限制在国防、国家安全、司法与社会救济上,其它则应任老百姓自由发展,最后老百姓富强后,会说一句‘我自然’(成功遂事,而百姓谓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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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关于TA:樊荣强,钻石国际演讲会创始人,呆萌写作训练营首席导师。口才教练、作家、营销管理顾问。当过政府秘书、电视台策划总监、电器公司企划部长、广告公司总经理、李嘉诚TOM集团项目经理、财经杂志首席记者、高科技集团高管。17岁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擅长公文、新闻、杂文、论文、文案、申论、作文等非文学写作。出版过《三的智慧》《元思维》《元写作》《20天练成脱稿讲话》《当众讲话是门技术活》《魔力演讲法则》《销售与口才》《珠江三角洲批判》《顺德制造》等著作。微信1952103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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