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城建在宽大的台地上，一层一层的。如果抹去地面的人造建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从长江边一层一层到最高的青龙岭。

海拨最低的第一级台地沿长江北岸，分布着河街、东街和西街。河街、西街的背后是山坡加直立的峭壁，峭壁是层理水平的沙岩，有二十、三十米。若从远远的江南望过来，它们像一垛横亘东西的高墙。

“高墙”上是第二级台地，包括滩子崖城门洞后面的田地、只剩一段四、五米长石墙的西城门口一带、火神街、武装部和林庄坝。

在二级台地后面，有陡坡有缓坡，有岩壁，岩壁也是沙岩、有些向西南倾斜，不那么陡峭高耸。多条路通向第三级台地，有102省道，火神街(在直通缆车站的那段洼地填高成了一道长坡后，火神街就萧条了)，从林庄坝上林庄口的那坡梯坎。

第三级台地上有儿童乐园、龙古石、凤城广场、老凤山公园(县委)、凤岭街、禹王街、沙井等等。

凤城的制高点是第四级台地，沙岩倾斜的角度变大，在凤城的西北边翘起成青龙岭。

在凤城东侧，桃花河经年不息的侵蚀切割，可能有几十万年吧，形成峭壁对峙、峡谷幽深的三洞沟。

在这样的地形地势上建城在川东平行岭谷带中是很有特色的。

在凤城东北有城里最大的林庄坝，坝子上，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凤城中学。

1973年9月，我成了凤城中学的学生。

我们的校园很美 ，当时哪懂得用美这个字哟。好看，我们的校园真好看，真鸡巴好看(十二岁的重庆凤城娃儿由衷地表达强烈感慨时常常用“鸡巴”这两个字)。

在林庄口俯瞰。凤城中学白墙环绕，树木葱茏。黑房子白房子灰房子，大房子不大不小的房子小房子，房子大都是东西走向，这一栋那一排。小人和更小的人或成群或单独或移动或静止。太阳从东山(阳合山)升起。

胖乎乎、黑中泛青的大教学楼，三栋。燕子在低飞啁啾，教学楼就像“白虎头”饲养场的约克夏大母猪，在大群的猪崽崽中，大母猪哼叽又哼叽。

白围墙边几十颗柳树，春风里，柳絮送来片片丹红，蝉鸣中，婀娜婆娑如女同学飘扬的长发。有首XXX想他婆娘的诗词，我边读边想，直上重霄九，好高好高，不冷死毬才怪了。

芙蓉花开。我父亲逼我背唐诗。锦官城外柏森森。父亲说光背不理解不行(理解这词我就是这时知道的)，又说锦官城就是成都，成都到处都是芙蓉花。现在我真的见到了芙蓉花，我怎么觉得芙蓉花像一个个红脸脸白胖胖的孃孃呢？比如伟哥的妈妈罗孃孃。

碧洗碧洗的麦冬。茂密的麦冬里藏着小灶鸡(蟋蟀)。在早读时它们和我们对唱。我恨死了班主任沈老师，仅仅是因他为禁止小灶鸡们的歌唱、往下丟粉笔头。我问伟哥，麦冬是兰草吗？伟哥说像。

好高大好高大的银杏树。男生院里边那颗银杏树是凤城最高大的银杏树，萧瑟中金黃遍地，满院尽铺黄金甲。以至我后来在西雅图见到红巨杉，脑壳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校园的那颗银杏树。

永远没水的大游泳池。我大了、在社会上了，好几次都梦到自己在那里面游泳。我问过洪同学，它永远都没装过水吗？洪同学说装过，肯定装过，但我从来都沒见到过。

微波不起的官塘。就在游泳池的下边。一个静静的中午，我(主谋)还有伟哥、穷兄悄悄拋钩线(丁同学、任同学在游泳池边放哨)，以饭粒为饵，拉上来两条大鲫壳。我们立马去伙食团，就着煤碳火，烤成了那天午饭的加餐。太腥，伟、丁、任也觉腥，几乎是穷兄一个人包了。

密林里的生物实验室。窥视进去，大长条桌上有显徽镜有铁支架有纸盒玻璃杯，一排的显微镜背后是什么？什么，阴暗中显现一架站立的人骨架。那瞬间，比一年后跟同学颖进停尸房还吓人。

小东门外的青石岗。迎风眺望，天那么高，地那么阔，大江东去，鹞鹰盘旋，百舸争流。穷兄跺跺脚底下的古汉墓，他说古人真会选地方，要是哪天我撬杆了(死了)，兄弟伙们別忘了、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我们这群兄弟伙，我不记得是不是唱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宽敞明亮的教室。面东两户窗，朝北六大窗，软和的木地板，木桌木方凳一排排一列列。一年有那么十几天，初升的太阳总让黄黄的阳光一直照到后墙，那些被照亮的什么园地呀专栏呀的彩纸白纸片像是招摇的胡蝶。然后呢，那光柱慢吞吞不声不响地爬，爬过短的长的扎辨子的黑发，爬过黑脸白脸脏脸干净脸，爬过桌子手臂课本作业本钢笔铅笔圆珠笔文具盒，它爬呀爬呀，终于沿着桌子脚爬到了地板。我等着，我等着它爬出教室，但常常等不到。上课的老师说集中精力呀不要分心呀。我沒集中精力？我分心了吗？

大门高墙的女生院。我从沒进过绿幽幽的里院(在中院与里院间的屋廊上看到过)。一位眼镜右腿断了、用布条把眼镜挂在脸上的数学老师对我说，这里边过去是关尼姑的。这位老师住在女生院北侧门的边上、一间只能放下一小床一书桌的小窄屋。屋外的小院坝有颗笔直高高的酸柚树。我在树下问他，问他尼姑是啥子？他仰头指着树上圆溜溜青绿绿的柚子。他说就像这些酸柚子，尼姑是只能看不能吃的女人。我当时就认为他教语文肯定比教数学好。

高大通风的厕所。只说男厕所，不说女厕所(从沒进去过，叫我怎么说)。我从没见过用过这么高大通风的厕所，那风真是呼呼的响，大热天吹得屁股凉沁沁的，真是一种享受，大冷天呢？我还是不说了吧。轻轻松松出大厕所，站在高高的崖边，多多少少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运动场。林庄坝子是城里最大的平坝，坝子上的运动场是全凤城最大的运动场。我母亲说她就是在这里听我父亲讲演、爱上并死心塌嫁给我父亲的。

说吧，接着说吧，说说几位新老师，那些和小学不一样的老师。不管是晴天或是阴沉，不管是雾朦或是清晰，不管是酷暑或是严冬。

先说说上面提到过的教数学的谭老师。

有天早上，天蒙蒙亮，谭老师驼着背，背个小背蒌。我惊讶怎么在这样的时候、在三倒拐上会遇见谭老师(当时伟哥还没有加入排球队，黎明时分，我一个人爬三倒拐)。我问谭老师为啥不坐缆车？谭老师不答。我要帮。谭老师不让。我俩不说话，默默的走。在一捷径路口，我说这边近。谭老师还是不出声。我上几步，谭老师就跟上来。小路沒大路好走。爬着爬着，谭老师喘，我站住，谭老师说走呀，谭老师的眼镜是两团灰白，看不到里边的眼睛，有点㤥人呢。到了武装部围墙的下边，前边是陡崖，要用手，我想帮，又开不了口。我俩手脚并用。接下来全都是平路，在路口，我跟谭老师再见，我要向左去运动场。谭老师问我吃红苕不。吃。谭老师要我下午放学后去他那里。

谭老师，黑、瘦，总是驼着背低着头。

谭老师上课上不好，下面常起哄，我也曾起哄过。谭老师急，生气，在讲台上像钻进风箱的耗子，两团眼镜闪闪发亮。

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听说谭老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我记不得是谁说谭老师发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是“摘帽”右派或是准右派。

谭老师给我说他的家在黄草山山脚下的瓦罐窑，就在白塔山的背后，出门抬头就是白塔。谭老师还说他婆娘是农村人，有个女儿。谭老师说这些的时候是在我高中时的一个暑假，我领着学校的航模小组在一栋小楼上做飞机。小楼也在女生院北侧，离谭老师住的小屋不远，过教师办公室的后阳沟就到了。

毕业后我再也没见到过谭老师。听洪同学讲，谭老师会拉小提琴，洪同学跟他学过一阵子，洪同学说好像谭老师后来回乡下教书了。我说肯定是回瓦罐窑。洪同学说搞毬不清楚。

再说一位姓汪的英语老师。

他还没有走上讲台，我就笑了。一定是笑出了声，我的右臂被同桌的友同学踫了踫。我还是忍不住笑。我看坐着右前方中间的伟哥，伟哥端端正正，没一点异样。

我为什么笑？我觉得这位老师像伟哥的哥哥建。

他红着脸，双眼流光，红唇微启。同学们坐下后，他还用双手把课本斜竖着，又微微鞠个躬，又说同学们好，他说他姓汪、三点水右边一个王字的汪。

汪老师不是本地人，口音软和，软和得就像他的长相，英俊中流露着一丝妩媚。

汪老师似乎觉得还没把自己介绍清楚(我当教师后知道这是紧张)。当汪老师把自己的姓写在黑板上时，姓韩的同学汪汪两声，唤起不在少数的笑，不包括我，我一直都在笑。伟哥转过身，很严肃，姓颜色的女同学就在韩同学的前两排，她也转过身，也很严肃。教室一下就静了。

汪老师又面对我们，他的脸更红了。英俊，腼腆，白净的汪老师。

“古倒摸你”，第一堂英语课正式开始。

我的英语不行，极差。一切拉丁字母组成的文字语言，像英语、汉语拼音等等，对我来说就是“天书”。现在，英语有多少个字母，我不能确定。汉语拼音绝大多数不懂发音，当然更不懂拼。要不是发明了可以在电脑和手机上手写汉字，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你们是不可能看到这些文字写成的东西的。

现在想想，我的这种状况是不是多少有点点与第一堂英语课有关？

有人肯定会骂我:P歪怪尿桶，不会浮水怪茅草挂鸡儿。是，是，我认，我认，我就是脑壳搭错了线短了路，在这方面我整个就是一白痴。但启蒙的那一刻不能不说沒一点影响吧。

我一直在笑，可以说汪老师及同学们关于英语的一切教学互动，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第一堂英语课，我是在笑里“上”完的。

第一笑因已前述，重复一遍，汪老师和伟哥的哥建相像。

第二原因呢？媚，妩媚的媚。

自幼我都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近乎于丑。每每看见像伟哥的哥哥建那般英俊的，我总是仰慕不止。但若英俊中有一股子媚，我就觉得不顺眼了，觉得可笑，甚至讨厌了。这很可能是受《三国演义》《西厢记》连环画、及跟着母亲常去看古装戏和邻近的缆车站有个男扮女装的同龄男孩的影响。我喜欢赵云，马超，吕布。不喜欢张生，潘安之流。好在汪老师流露的只有小指甲壳那么一点点的媚，这样，汪老师总体上我还是能接受并欣赏的。当然，笑还是要笑的。

第三个原因，同学们可能想都不会想到，我想起就笑，忍不住了，只好扭头对着窗外盛开的芙蓉轻飘的杨柳。我笑，我突然发觉班主任沈老师有时也流露几分的媚。沈老师有一双长睫毛的“毛眼眼”。笑着时若“毛眼眼”一斜，就暴露了，我就要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当时满满当当全都是快乐，一切一切都那么新那么鲜，我心里的阴霾一扫而光。

汪老师是代课的，态度又温和，讲话也轻言细语。这就为一部分同学对他的轻视甚至蔑视提供了很好的理由，这理由立刻就转化成了行动。本来就是一群脚不停手不住的溜(动)屎蛆。英语课就“热闹”了，当然在伟哥、姓颜色的女同学及我等班干部们的弹压下，这热闹不会像隔壁的二班、隔过道那边的五班那样吵闹嘻笑震破了天。但相比其他老师的课，上汪老师的课时，教室里总像飞着几只苍蝇，嗡嗡嗡。汪老师不恼，微笑着。

有一天，我贮藏了好久好久的快乐终于爆发了。

汪老师念课本，一字一字地:这是一只爱(耳)朵。

我的笑如同火山爆发，直冲云霄。我笑呀笑，大笑大笑，拍桌子跺楼板，大笑大笑。

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在中午召开的紧急班委会上。伟哥(班长)一脸严肃、要我暴露活思想。姓颜色的女同学(副班长)直直的盯住我(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长久的向我行注目礼)、要我充分认识事情的严重性。平同学(学习委员)一拍桌子、说我不配当班干部(我是体育委员)。跃同学(文艺委员)的胖胖脸翻着小嘴、说，不对不对就是不对。洪同学(劳动委员)摇晃着二郎腿、说，你瓜娃子是啷个搞起的哟，发神经呀。陆同学(生活委员)的长叹再长叹、说，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最后，班主任沈老师单独谈话，我说是不是吃了饭再做自我批评。沈老师恨铁不成钢，沈老师说休想，又饿不死，马上写一篇一千字的深刻检查。这检查最后超过了一千字，是我在初中时写的最长的文章。但文章丝亳都没有暴露出“活思想”。

为这事，我真诚地去向汪老师道歉(伟哥陪同)。汪老师住在他亲戚家里(学校管后勤的一位副主任)，在学校东侧一排门前有丝瓜藤南瓜藤的平房。

汪老师没生气，他強调说真的沒生气，只是搞不懂我为啥笑得这么开心。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了汪老师，真正的喜欢汪老师。

大概两个月后，一天早晨，下雨，我喷着一口口白气走在上学的路上。在刚出火神街，要到武装部围墙时。对面下来一大队的新兵(绿军帽绿军装绿挎包解放鞋，个个没帽徽领章，个个都背着浅绿灰的背包)。我在新兵行进队伍的左边站着。我在队伍里看到了汪老师。我至今都忘不了那张淌着雨水的英俊的脸。汪老师也看到了我，汪老师微微的笑，汪老师给我点了点头。

我含着泪水、匆匆往学校。在石佛寺那尊残破的大佛像下面，我超过了姓颜色的女同学和姓石的女同学。我向前窜了几步，我停住，转身。我说汪老师当兵了。姓颜色的女同学说真的呀，真的呀。

在高一那个做航模的暑假，我认识了汪老师的堂弟。我和汪老师的堂哥商量做一架单通道的无线电遥控飞机，我负责飞机，他负责电子设备。我问起汪老师。他说汪老师在云南11军的31师，己经是副连长了。

80年的暑假我又见汪老师的堂弟，在大码头下船时踫见的，他已经是西南交大的学生。汪老师的堂弟告诉我，汪老师牺牲了。在分手时，我问汪老师的名字，汪老师的堂弟说他也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