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宏杰

2012年，我成了秦晖老师的博士后。

博士毕业之前，一位与我在微博上相互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建议我到北京做他的博士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辽西地域所限，可以交流的人和好的图书馆不多。

然而临到报名的时候，社科院的行政人员打来电话，说我年龄超了一个月，不符合报名条件。而且态度坚决，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北京的一位朋友问我：“你还想跟谁做博士后，我也许可以帮你联系一下？”

我说：“那你能不能联系一下秦晖先生？”

秦晖老师是我最喜欢的学者，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一本书：《问题与主义》。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

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2012年，我成了他招的第一个博士后。

余虽不敏，然而非常幸运，我的几位老师，比如正式师从的葛剑雄老师、秦晖老师以及没有正式列入其门墙却对我提携有加的戴逸先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不过他们个性各不相同。戴逸先生是谦和的长者，清澈善良，一团春风和气，真是所谓的“老辈典型”。葛剑雄老师不但学问渊深，处理实际问题也如庖丁解牛，总能既保持自己的原则，又能找到最好的解决角度。

而秦晖老师与上两位截然不同。

从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

秦晖老师是一个从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

朋友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得纯粹一点好。”我当然只好唯唯。

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

事实上，以前只是读过秦老师的书，并不了解秦老师这个人。到北京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秦晖老师和一般大学教授颇有些不同：他80年代末以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和项目，甚至书出得也很少。

他做了近二十年的资深教授，成就众所周知，但是安于教授中的三级，甚至很长时间里没有资格带博士，他也毫不在意。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值得为之呼天抢地的天大的事，对他来讲，只是些懒得说的鸡毛蒜皮。几十年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兴趣做研究，毫不为其他因素所动。

秦晖老师待人接物有一个特点，没有一句客套话。纪录片制片人夏骏和我聊起，他与秦老师以前见过，有一次开会遇到，他叙了几句旧，秦晖老师却一句也不接，一开口就谈学术。他总结说，秦老师“只有学术思维，没有人际思维”。

我记得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问我出站后怎么打算，我说如果可能的话，会在北京找个学术机构或者大学落脚吧。他马上表现出紧张的神色，忧心忡忡地说：“哎呀，这可是个麻烦。”

秦老师这么聊天，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

蹭课学生爆满的人气老师

做博士后，甚至读博士，都要帮导师打工干活儿，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因此很多博士、博士后公然呼导师为“老板”。

但是秦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任何事。我对你只有一条要求，来听听我的课就可以了。毕竟师生一场，这样你可以多一点对我的了解。”

这其实不必他要求，我正求之不得。读书和听课不同，书写得好，课不见得讲得好，秦老师口才之雄辩却是有名的，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在复旦读博的时候，我就听过一次秦老师的讲座，座无虚席，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

整个讲座没有一句废话，直揭问题，深入要害，令我印象极为深刻。因此虽然住得离学校很远，但是有整整一个学期，我一周两次，每次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去听他讲课。

第一堂课，我对秦老师的一身打扮印象很深刻：一身黑衣黑裤，斜挎着一个黑挎包。双手插兜，在讲台上随意地走来走去。声音很大，中气十足。秦晖老师不是美男子，五官平常，一目已眇，但是在讲台上，他有一股帅气。

而且秦老师讲课，你没法分神。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废话，完全是干货，让你一句也舍不得漏掉。

在我的学生生涯中，遇到过两个对三尺讲台最敬重的老师，一个是复旦的姚大力老师，一个是清华的秦晖老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术水平高，准备又极为认真，课程内容极度烂熟于心，思维的逻辑性强，这堂课结尾的一句，下一堂能准确地接上。无论如何旁征博引，都不离主题。

但这并不是说秦老师的课讲得枯燥。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讲。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入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是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

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对学生对讲台尊重。

贺雄飞曾写文章回忆说，有一天，他和秦晖老师等人去拜访李慎之先生，“谈至高兴处，秦先生突然说：‘我今晚七点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其时已六点了。’于是急急忙往回赶……紧急跳下车去，连招呼也来不及打，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校园里冲（清华的校园可是有几路公共汽车的呀）。望着这个清瘦的背影，我禁不住泪眼模糊，多好的先生啊”。

并不是所有老师都能做到这样。有些老师只喜欢上讨论课，主要由学生来发言，自己只是回答一下问题。有些老师讲课准备毫不用心，内容混乱敷衍，听得痛苦乏味。甚至有的老师，临时有事取消讲课，却不提前通知，等学生都坐满了才一个电话过来。

即使是我自己，用私心去衡量，也感觉上课是一件低效率的浪费精力的事：你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去讲课，其结果也不过是几十人能够听到。如果写成书，读者是几万几十万人，效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秦晖老师却愿意慷慨地把他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讲台，因此他的课，几乎堂堂爆满，去得晚一点，就没了座位。如果是小教室，过道里总是加满了椅子，坐满了蹭课的人。

秦晖老师显然也很享受讲课，讲到逸兴遄飞处，有时甚至会根据内容唱上一段，唱一段现在已经不为人知的老曲子，或者一些地方的民歌。

可惜他今天已经准确地“到点退休”，离开正式的三尺讲台了。我发自内心地为清华的学生感到惋惜。

“天上地下无所不通”

秦老师是一个“天上地下无所不通”的人。他和葛剑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吃饭时自始至终滔滔不绝，而且更关键的是无论聊起什么，都非常精彩。特别是在地理方面，秦晖老师的知识令人惊讶。

有一次吃饭，不知怎么聊到台湾，秦老师就开始为我们介绍台湾地区历代政区演变，怎么样从三省两省到一省，具体到每一个小岛的历史，如数家珍。

其中一个同学是广东人，做的是“大逃港”研究，秦老师又向他介绍广东哪个镇哪个地区逃港的人多，这个同学虽然已经看了几年资料，对这些以前从无所知。讲到秦老师的老家广西，他聊起客家的源流、壮族民族内部的划分、土家族的划分，无不讲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看过几篇关于秦老师的回忆文章，这些与他相熟的作者无不惊讶于秦老师的地理知识。他在饭局上遇到内蒙古人给人家讲内蒙古，遇到东北人给人家讲东北，遇到法国人给人家讲法国，遇到南非人给人家讲南非，不但都能让这些本地人本国人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还能保证很多东西都是他们以前不知道的。

当年他在兰州大学和气象专业的研究生住在一起，“他比那些当了多年气象填图员的人更加熟知中国的两千个县市，因此震倒了一票人”，“一次受邀去法国，还没踏上那个他老人家一次都没去的地方，接待人员就发现，原来他对那个地方，比自己还熟悉”。

地理如此熟悉，一个是因为秦老师自幼有一个爱好，喜欢看地图。他说他小时候三四岁还不太认字的时候就迷上了看地图。另一个是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因此每每说起某个地方，他脑子里都会呈现出一幅“活地图”。

和地理方面的广博相似，在学术上，秦老师也是一个涉猎面非常广，“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不研究的人。我们把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先后开设过的课程罗列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西方近现代史思想史专题、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中国经济史、古典商品经济、计量史学概论、明清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学、农民社会现代化（中、西、俄之比较）、明清史、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史专题……

从这个课程目录，我们就能看出，秦老师是一个把古今中外打通了的人。

说“古”，他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周秦之变”，对先秦思想史、秦汉简牍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说“今”，商品经济、市场理性、国企改革、证券私有化都是他的研究对象，而且出版了多本专著。

说“中外”，他多年思考的一个重点是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长期致力于研究俄罗斯、东欧和现代南非。

说“粗”，他对整个中国通史和西方思想史有自己独特的脉络梳理和鸟瞰式把握。

说“细”，他在某些地域史（比如关中、云南等）领域，在秦汉地方治理结构方面，研究得非常细致深入。

之所以能把这么多学术领域打通，是因为他有真正的学术兴趣，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所以才能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他的“通”，是建立在“真问题”的基础上，一旦找到了根本，很多问题都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

最让人羡慕的学者伉俪

秦晖老师主观上并没有想要给自己罩上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光环。我认为他是一路追随着自己学术兴趣，由此及彼，不知不觉间做了这样一番知识的壮游。

秦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做学问一定要有趣，我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另一个是要有强烈的激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话读书才是一件快乐的事。”

他的女儿秦蓓蓓在《秦老爹的书事》一文中说，他好几次因为看书看得入神，下班铃声没听到，被锁在图书馆、资料室。他看书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只要和知识沾边的他都有兴趣。除了历史类，与此沾边的考古、古文字、古生物、宗教、地理、自然、水利、兵器……他无一不感兴趣。他的知识非常“杂”，“杂”到喜欢“唱国歌”，能唱出五六十个国家的国歌。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一个传奇是结婚当天忘了入洞房，秦晖老师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也相去不远：照结婚照的当天忘了去照相馆。

当时他与金雁老师约好了到上海去照一张当时流行的上色的婚纱彩照，因为他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太投入，忘了这码事儿，害得金雁老师做好了头、化了妆，孤坐在照相馆里一直等到下班。

他们成家时唯一的“资产”，是两人合在一起的14大纸箱的书。

如果你只认识秦晖老师，你肯定会担心这样一个简直是生活在世界之外的人如何生存。不过如果你见到了他的夫人金雁老师，就会释然了。

秦晖、金雁两位老师是我见过的学术界最让人羡慕的学者伉俪，两人都才华横溢，更为罕见的是，金雁老师不光在学术上与秦晖老师相互交集，相互补充，在生活中她又一个是利落爽快的人，处理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应该远强于秦老师。

因此秦老师可以对很多事情不感兴趣。他可以不关心房价，不考虑课题，不需要经费，不操心柴米油盐。秦晖老师的全部时间，差不多都投入到学问上，兴致勃勃、全神贯注。因此，他的生活就是学术，他的学术就是生活。

他的女儿说：“秦老爹有随手记卡片的习惯，经常是随便抓住什么纸头就写下一些想法，家里的一些废纸烂屑上可能都留有他的‘灵感’，于是他有个规定：片纸不丢！不能打扫他的桌子，谁若胆敢清理他桌上的东西，势必迎来一顿咆哮。”

这些卡片后来汇集成了《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十年沧桑 : 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南非的启示：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十九年》等十几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其实除了这些已经出版的作品，金雁老师说，秦老师还有很多“半部书”。

这些半部书都是因为各种原因研究兴趣转移的结果，“至少有半部《孙可望评传》、半部《古代社会形态学》、半部《大西军治滇》，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工，或者永远也不会完工了”。

这些成品和半成品都来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自广泛的阅读和一刻不停地思考。

时代潮流中的“石头”

做了一届秦老师的博士后，我从秦老师身上领悟到的东西，不光是学问本身，还有做学问的方法。

秦晖老师虽然在学术问题上经常打假，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但是在为人上，其实是非常宽和的，无论和他提到任何其他学者，他从没有讥评之语，总是能持平地指出其长处。对于一些人的违心之语，他也能表示理解。

他有一句名言：“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有经有权”。开学第一节课快下课的时候，他总要谈一下他的课堂要求：“我并不要求你们必须都来听课，你们是自由的，不来也可以。我不会因为你们不来就给你们不及格。但是，如果你不来听课，但结束时又想得高分，这对总来听课的同学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还是会进行几次必要的考勤。”

有人认为秦老师的研究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甚至批评他有某些学术偏见。秦老师则曾这样向我们辨析如何避免学术上的偏见和偏好：

先入为主，学术偏好，对所有人来说可能都无法避免。因为一开始做学问时是一张白纸，这是纯粹理想状态，也是从来没有的事。

但是，不能避免和不想避免，是两回事。任何人都可能有偏见，但是重要的是你能自动审视这种偏见，警惕这种偏见。

与此同时，如果有学术上的自由，整体上说这种偏见也不构成问题。因为关于知识生产的过程，本来就有一种说法，叫“片面的深刻性”。只要你很深入，在这个方向上有推进，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学术领域没有上帝，也没有完人。好在一个正常的学术世界里，如果有偏见，自有人来纠偏。

就如同在一个森林中，本来就会有乔木有灌木有小草，有猛禽也有松鼠，有所谓的“香花”也有所谓的“毒草”，自然形成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它们相互补充，每一个都是“偏”的，放到一起，就全了。

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快的流动和变化之中，我经常庆幸在人生路上遇到了像秦晖老师、葛剑雄老师、戴逸老师这样的人。他们是时代潮流中的“石头”，“江流石不转”，走得远了，回望一下他们，可以重新校正自己的经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