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荣强

2004年，我从广州回到重庆工作，工作地点在渝中区上清寺。偶然发现附近不远希尔顿酒店背后的一条略显破旧的小巷里，竟然有个小院的门前挂着“宋庆龄旧居”的牌子，好生奇怪，但那时忙于所谓生意，没有进去参观，只是在大约三四十米之外望了一眼。

10多年过去了，2018年3月15日下午，按照梦回陪都探访之旅计划，我与妻子终于踏进了宋庆龄旧居陈列馆的大门。

位于两路口新村5号（原两路口新村3号）的宋庆龄旧居陈列馆，是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在重庆的寓所和“保卫中国大同盟”中央委员会旧址。这是一个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小院，被四周林立的高楼所包围、被城市的喧嚣所笼罩，想象不出以前周边的环境。

进入院门，一座两楼一底的小洋楼出现在眼前。它原为德国留学归国的工程师杨能深于1936年设计建造的别墅，1939年国民政府外交部曾租赁此楼作办公使用，1941年被日机炸毁，1942年春重新修复后，宋庆龄搬到这里居住，直到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她离开重庆去上海。新中国成立后，该寓所一直由市民居住，1991年才由政府收回，1993年设立宋庆龄旧居陈列馆。2015年11月按修旧如旧原则完成修缮，重新对外开放参观。

小洋楼的左前面，有一座两米多高的汉白玉雕像，宋庆龄手捧鲜花端坐于藤椅上，脸上绽放出温和、慈祥的笑容——与我从小到大在许多书刊上所见的照片上的笑容，永远是那么一致。

沿着小楼左侧的石梯先上去二楼参观，这里是主要的陈列室，包括宋庆龄的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钢琴房以及保卫中国同盟的办公室，并以图片、文物等形式介绍了宋庆龄在重庆的经历。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曾两次来到重庆。1940年3月31日，在宋霭龄、宋美龄两姊妹的陪同下，宋庆龄第一次来到战时首都重庆，考察大后方的抗战形势。5月9日，宋庆龄随姊妹飞回香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突袭香港。10日，宋庆龄从香港来到重庆。宋庆龄第二次到重庆，主要是想重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保盟”是1938年宋庆龄邀请在香港的中外著名人士发起筹组。宋庆龄担任“保盟”主席，弟弟宋子文任会长，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夫人任名誉秘书，诺曼·法朗士任名誉司库、爱泼斯坦主管宣传。

刚来重庆时，宋庆龄暂住在大姐宋霭龄家，根本无法开展“保盟”重建工作，因为宋霭龄的丈夫是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宋庆龄在孔家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孔家仆人的监视。在宋子文的帮助下，宋庆龄搬进了两路口新村3号。一搬到新村3号，宋庆龄就不停地写信发往国外，邀请原“保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速来重庆，重建“保盟”。1942年8月，“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建立，“保盟”的办公地点设在宋庆龄的寓所。

这座房子是依斜坡而建，从二楼楼道穿出后门，还有一个小小的后院，而后院一有一个隐蔽的小型防空洞。这是宋庆龄入住后，为了躲避日机轰炸，特地重新挖的。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军对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进行了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轰炸达218次，出动飞机9000余架，投弹11000余枚。幸运的是，重庆人民以独特的山城地貎为天然屏障，加上防空洞这一人类战争史上的创造与奇观，日军的轰炸仅造成了万余人死伤。

站在防空洞前，遥想当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宋庆龄没有逃到国外躲避以求平安，而是不顾个人安危来到重庆坚持抗战，这种拯救民族危难、心系家国天下的情怀，对她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